在全球金融高度深化的階段，極度亢奮的媒體饑渴地捕捉著各種關于貨幣的題材，例如本次G20前夕世行行長佐利克提出的一些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并希望增加黃金的價值基準作用的言論，被炒作成為“回歸金本位”制度，顯然帶有媒體夸大其詞的色彩。

本質上看，目前的世界貨幣亂局，與中國古代戰(zhàn)國晚期頗有類似之處，如美元仍處于霸主地位，其他貨幣既有掛鉤美元從而實現(xiàn)“合縱”的，也有倡導對抗美元而試圖走向“連橫”的。然而不盡相同的地方，卻是古代戰(zhàn)國的大勢，是秦國一統(tǒng)天下，如今的貨幣格局走勢，卻是美元的逐漸弱化。

歸根結底，這種貨幣戰(zhàn)國狀態(tài)，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現(xiàn)有的國際貨幣格局已經與國際經濟格局日益不匹配。主要表現(xiàn)在進入21世紀后，美國經濟模式中的深層次問題開始暴露出來，其經濟活力、規(guī)模和影響力都陷入了衰退。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的地位不斷提升。我們知道，一種國際貨幣的背后，最重要的仍是一國經濟實力的支撐。正是由于國際貨幣體系沒有反映出各國綜合實力的變化，因此產生了內在的貨幣格局的調整壓力。

其次，缺乏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領導者。在二戰(zhàn)以來的六十多年里，美國事實上擔當了重大國際改革的領導者和協(xié)調者的角色，除了利己的考慮之外，也不否認上世紀早期的政治家們還有一些國際主義的理想。而在新世紀的金融危機之后，以美國為代表，各國都轉向了赤裸裸的功利主義策略。美國已放棄了布雷頓森林時代自己所擔負的國際金融責任，不再試圖成為國際金融秩序的維護者，而成為引發(fā)貨幣戰(zhàn)爭的始作俑者。雖然奧巴馬總統(tǒng)在首爾G20峰會上閃爍其詞地解釋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為了美國經濟的需要，但已經直白地表示其他國家受到影響與美國無關。因為即便發(fā)行的美元有70%流向全球，美聯(lián)儲這“半個世界央行”卻不必受到其他美元貶值受害者的政治約束。

再次，沒有形成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群眾運動”，換句話說，多數(shù)國家還是想作為改革的“搭便車”者。佐利克希望把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以及加速走向國際化的人民幣納入未來全球貨幣俱樂部的框架內，這一方面體現(xiàn)出其對國際貨幣體系弊端的洞察，另一方面也有幾分基于美國利益的考慮，即：雖然美國人仍在聲稱美元地位不可動搖，但也希望多幾種貨幣，來分擔美元的責任。反過來，各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批評，更多是集中在對弱勢美元的不滿，而分擔國際貨幣責任的動力并不足。就發(fā)達經濟體來看，日元在資本項下的輸出機制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日元國際化事實上已經失�。灰驗槿狈�統(tǒng)一的政權支持，被寄予厚望的歐元也難以“更上一層樓”；經濟潛力有限的英國經濟也無法支撐英鎊地位的恢復；而人民幣的國際化，則還面臨金融市場不發(fā)達、資本項目未開放等一系列障礙�？梢姡瑳]有更多主權貨幣走向國際化，而由一種超主權“人造貨幣”來替代美元，這只能是“鏡花水月”的幻想。

還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存在“路徑依賴性”。歷史上，無論是美元代替英鎊，還是美元主導下的制度轉換，都具有兩方面的改革動因。一則，是受到某種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重大影響，導致原有格局難以持續(xù)，二則，是有各方可以接受的新貨幣機制。這兩個因素今天顯然都不具備，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并沒有真正動搖國際金融格局。論影響，距離上世紀20年代的大危機還相差很遠，甚至還不無夸大其詞，同時，在各國雜亂無章的討論中，透露著對國際貨幣體系前景的無奈與相互指責，仿佛面對的只是一個悲劇的將來。因此，無論對于各個國家，還是各類市場主體來說，實際上都不得不繼續(xù)在原有軌道上繼續(xù)前進，而美元的便利性和部分不可替代性，也使得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未來只能“修修補補”。

最后，國際貨幣體系中還存在大量機會主義者。正如在工業(yè)革命時期，跨國公司成為國際游戲規(guī)則的重要參與者，在21世紀的信息與金融時代，投機偏好的大型金融組織，也成為影響國際金融穩(wěn)定的不確定因素。對于許多大型投行、對沖基金等主體來說，一個混亂的貨幣體系，可以帶來更多的投機機會，當然比穩(wěn)定的體系要更好。人們在指望金融創(chuàng)新來應對風險時，卻忘了對于真正的金融家來說，“風險才是最大的財富”。

上述種種因素，自然使世人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前景有些悲觀，但這并不意味著無法結束貨幣戰(zhàn)國的亂象。

具體而言，一方面，應多強調貨幣共贏與合作，而非貨幣戰(zhàn)爭、貨幣對抗之類的“共輸”之舉，而且要認識到，現(xiàn)有國際貨幣體系還沒有到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機，只是需要修補和完善美元主導的格局。另一方面，必須通過國際協(xié)調與合作，以及建立可操作的實施機制，來保障美國和其他發(fā)達國家都來擔負其特定的貨幣責任，美國自然應在貨幣政策制定中充分考慮全球因素，而其他發(fā)達國家則應推動金融改革與本幣國際化，主動分擔更多國際貨幣責任。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