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得到了廣泛討論。在歷次G20峰會上，總體上的不平衡問題得到了廣泛討論，特別是在2009年9月匹茲堡的G20會議上，這一討論是“強勁、可持續(xù)與平衡增長框架”（FSSBG）的一部分。再平衡是指對巨大的整體失衡的緩解，這些失衡包括貿易（以及經常賬戶）失衡、公共部門赤字，以及一些國家的高儲蓄率和其他國家的低儲蓄率。

就外部失衡而言，除了匯率的調整之外，目前人們還沒有提出多少解決再平衡問題的具體政策改革建議。已有建議集中于匯率的調整，并已給中國造成了匯率升值壓力。因此，中國目前在這些議題上處于守勢，但我想在本文中建議，中國可以采取創(chuàng)新性的以稅收為基礎的舉措，這些舉措有可能促進再平衡，同時緩解匯率壓力。

讓進口免稅，出口不退稅

自從中國在1994年實施增值稅以來，像世界多數(shù)國家一樣，這是一種只針對進口的稅收，出口是免稅的。這意味著該稅是以目的地為基礎的，而不是以來源地為基礎的，后者是一種對進口免稅、出口征稅的做法。本文的建議是，如果中國把增值稅機制從目前的目的地基礎（DestinationBasis，簡稱DB）改成來源地基礎（OriginBasis，簡稱OB），就能產生良好效果，不僅能顯著緩解中國的貿易不平衡，還能增進中國和世界的福祉。

這一效果反映了增值稅的特征，那就是，在目的地基礎之下，進口要交稅，而出口可以退稅（根據(jù)目前的規(guī)定），而在來源地基礎下，進口免稅，出口則不能得到任何退稅。過去對增值稅的學術研究強調，在這兩個基礎之間移動，對于貿易的影響是中性的，但這個結論的前提是，貿易必須是平衡的。在中國存在明顯貿易順差的現(xiàn)狀下，采用均衡稅率的來源地基礎的增值稅，可以擴大稅基，為降低稅率創(chuàng)造空間，產生效率收益，而且能降低貿易順差，取得一定程度的再平衡。

中國的增值稅制度有個獨一無二之處，就是它分成兩個獨立部分：一部分適用于國內交易（國內增值稅），另一部分適用于國際貿易交易（進口增值稅和出口退稅）。1994年引入的增值稅，從創(chuàng)造稅收的角度來講，是中國最重要的稅種之一。從1994年實施后，增值稅稅收迅速增加，增值稅已成為近年來中國最大的稅源。

根據(jù)國家稅務總局的數(shù)據(jù)，中國國內增值稅收入從1994年的2339億元提升到了2010年的21092億元。進口增值稅收入從1994年的323億元增長到了2010年的10487億元，翻了32.5倍。在2010年，中國國內增值稅和進口增值稅占總稅收的比例分別為25.4%和12.6%。這樣算來，增值稅的這兩個部分提供了全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將近38%。

中國的增值稅是由國家稅務總局管理的（進口增值稅由海關代理稅務總局征收），稅收收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分別占75%和25%。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和其他國家一樣，增值稅的納稅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增值稅的稅基是生產、銷售貨物，以及提供工業(yè)加工或修理修配服務所創(chuàng)造的增值。不同的應稅商品和服務使用的稅率不同（包括零稅率）。增值稅是中國各級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尤其是中央政府。

中國最初實施增值稅是在20世紀

80年代，在一些特選的省份進行試驗，當時中國開始在24種特定的應稅項目上實施增值稅。1994年，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中國整體的稅收體系得到了改革，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生效，一套更大的增值稅體系得到建立。2004年中國又對增值稅制度進行了改革，針對八個產業(yè)實行了“增量抵扣”（IncrementDeduction）機制，把以前的以生產為基礎的增值稅機制，改變成了消費型的增值稅，允許企業(yè)抵扣全額的進項稅。2007年，這項改革又被擴大到了中國中部省份的26個工業(yè)城市。中國在2009年實行了全國范圍的進一步的增值稅改革，這是一項全國性行動的一部分，是為了把以生產為基礎的增值稅改革為以消費為基礎�，F(xiàn)在除了少數(shù)產業(yè)外，中國的所有產業(yè)都能將新購機器設備時支付的進項增值稅的全額，相對于出售產品時繳納的增值稅進行抵扣。

不過，回到再平衡與外部部門的問題，中國的增值稅實質上是以目的地為基礎的，因此，對于進口商品，中國不僅征收關稅，而且征收與進口有關的增值稅，這是中國整體稅收體制的一部分。對于一些特定商品，還征收與進口有關的消費稅。對于出口，除一些特定的受限制或被禁止的商品、科技外，中國都實行零增值稅。實質上，對出口是沒有增值稅的，已交的增值稅會作為出口退稅得到返還。

中國政府在1985年4月開始實施出口退稅，后實行在1988年確立的“全額退稅”原則。在1994年進一步的稅收改革后，新的增值稅得到采用，出口商品得到全額出口退稅，包括所有的進項稅。為了執(zhí)行最初的出口退稅，中央政府專門劃撥了一些資金，但最后退稅負擔逐漸變得太大，政府難以承受。因此，在1995年和1996年，中央政府兩次降低了出口退稅率。從那時開始，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一套獨立的部分出口退稅制度，與國內增值稅體系分離，采取單獨的出口退稅稅率，具體稅率常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調整（也因產品不同而有別）。但盡管中國的增值稅是分成兩個獨立的系統(tǒng)而被管理的，總體上的最終效果，仍是上文所討論的那種以目的地為基礎的增值稅。因此，中國有機會轉而采取一種有效的來源地基礎的增值稅，實現(xiàn)方式就是取消增值稅中的出口退稅因素，并取消對進口的征稅。

如果中、美、德都這么做……

我最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寫的一篇研究論文（《再平衡與中國增值稅：一些數(shù)值模擬結果》），分析了在中國存在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改變增值稅的基礎，對中國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我們使用了一種標準的一般均衡模型，但增加了一些特征，把貿易不平衡設定為內生決定。在這一模型中，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是固定匯率和不靈活的貨幣政策。我們利用了2008年的數(shù)據(jù)來確定模型參數(shù)。

我們利用這一模型來模擬中國增值稅機制如果從目的地基礎變?yōu)閬碓吹鼗�礎，可能產生哪些影響。在均衡稅率框架和固定稅率框架下，我們都做了模擬（前者設定在新的增值稅機制下稅率是內生性的）。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上述的增值稅體制變革，不僅能大幅降低中國的貿易失衡度，還能增進中國和世界的福祉。

如果世界各國能聯(lián)合采取以稅收為基礎的再平衡促進行動的話，這項研究將具有更大的意義。因為歐盟國家已經實行了以目的地為基礎的增值稅，如果德國作為一個像中國一樣的大貿易順差國，也能轉而采取來源地基礎的增值稅，就也能對全球再平衡帶來進一步的效果。在美國，并沒有聯(lián)邦層面的基礎廣泛的間接稅，但如果美國鑒于自身的貿易赤字而采取某種來源地基礎的增值稅，那么也可能產生類似的進一步效果。如果全球最大的三個貿易國聯(lián)合采取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再平衡舉措，由此產生的效果是不容低估的。

貿易再平衡已經成為G20討論的一個重要聚焦點，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現(xiàn)在已被視為一項全球性的目標。G20峰會目前為止的討論重點是各成員國如何調整匯率。而在這里，我建議，對有著巨大貿易順差的中國來說，從目的地到來源地的增值稅基礎的變化，也可以是一項重大的輔助措施這也許是中國可以考慮的一項積極舉措，而且能緩解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國際壓力。